刘白雲:偶然必然 ——从白石老先生辉煌人生中所悟到的

偶然必然

——从白石老先生辉煌人生中所悟到的

刘白雲

今年是齐白石老先生诞辰160周年的纪念年。1864年至1957年，老先生由家乡默默无闻的放牛娃到能独立做工的青年雕花木工，由为人画像的乡间画匠到小有声望的民间画师，由京城艰难卖画的“野狐禅”到史册留名的“红花墨叶”派大宗师，九十五年风云际会、大开大阖，成就可谓至伟至大！惊叹、仰慕之余，作为后辈的我们能从老先生永不停步直到最后辉煌的近一百年人生中学到什么、悟到什么呢？

一切经历都不平凡

人生下来就有贵贱之分吗？此一问，千古难答。说没有者有之。如《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以陈胜吴广之口回答了。当然在《史记》之前，《战国策》也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其《触龙说赵太后》篇中有句云，“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一个“无有”，看似肯定，实则以三代为限，三代之内有无，则没有明确回答。说有者也有之。如《孟子·离娄章句下》，亚圣孟子十分肯定地认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并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对至圣孔子的敬仰之情，“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五世而斩”，说明传几代是没有问题的。而现代语“官几代”“富几代”的广为流行，也从侧面证明民间是普遍认可的。然盛而衰，衰而盛，即算有百千万亿兆语，恐也难全面说清楚其中的道理和玄妙。不过我仍然认为没有生而贵、生而贱，只有生而平等。一个人，不论你出生在何处、在何种家庭，经历何种人生境遇，都注定不凡，都弥足珍贵，都是将来取得大成功所必需的。

齐白石老先生出生在湘潭县离县城百来里地的紫云山山脚下，一个叫杏子坞星斗塘的穷乡僻壤。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七岁在外祖父蒙馆勉强读了半年不要钱的书，后不得不辍学回家砍柴、看牛、干农活、带弟妹，十三岁为谋生计学木工手艺，由于扶不起一根大檩子而被师傅退回，其穷、其艰难程度在《齐白石自述》（后面简称《自述》）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我九岁。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我十岁。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我十一岁，这三年，我在家，帮着挑水、种菜、扫地、打杂，闲着就带着我两个弟弟。”

“我十一岁那年，家里因为粮食不够吃，租了人家十几亩田，种上了，人力不够，祖父出的主意，养了一头牛。祖父叫我每天上山，一边牧牛，一边砍柴，顺便捡点粪，还要带着我二弟纯松一块儿去，由我照看，免得他在家碍手碍脚耽误母亲做事。”

“我十三岁那年，春夏之交，雨水特多，我不能上山砍柴，家里米又吃完了，只好掘些野菜用积存的干牛粪煨着吃，柴灶好久没用，雨水灌进灶内，生了许多青蛙。灶内生蛙，可算得一桩奇闻了。我母亲支撑这样一个门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我十五岁。父亲看我身体弱，力气小，田里的事，实在累不了，就想叫我学一门手艺，预备将来可以糊口养家。……那年年初，有一个乡里人都称为“齐满木匠”的，我的本家叔祖，他的名字叫齐仙佑。我的祖母，是他的堂嫂，他到我家来，向我祖母拜年。我父亲请他喝酒，在喝酒的时候，父亲跟他说妥，我去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手艺。”

“仙佑叔祖的手艺，是个粗木作，又名大器作，盖房子立木架是本行，粗糙的桌椅床凳和种田用的犁耙之类，也能做得出来。我就天天拿了斧子锯子这些东西，跟着他学。刚过了清明节，逢到人家盖房子，仙佑叔祖带了我去给他们支木架，我力气不够，一根大檩子，我不但扛不动，扶也扶不起，仙佑叔祖说我太不中用了，就把我送回家来。父亲跟他说了许多好话，千恳万托地求他收留，他执意不肯，只得罢了。”

“我在家里，耽了不到一个月，父亲托了人情，又找到了一位粗木作的木匠，名叫齐长龄，领我去拜师。这位齐师傅，也是我们远房的本家，倒能体恤我，看我力气差得很，就说：‘你好好地练罢！什么事情都是练出来的，常练练，就能把力气练出来了。’”

……

“灶内生蛙”，可见这一家子不生火时间之长，度日之难；“扶不起檩子”，可见当时的齐白石年龄之小、身体之弱；“被送回家”，可见这个家庭当时有多无奈、多不堪。但这些都没有妨碍老先生后来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反而激发了他必须改变命运的坚强决心、坚定斗志。成名后，老先生一直念念不忘这段经历，并以此为豪。其所刻的“湘上老农”“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木居士”“木人”“老木一”“老木”“鲁班门下”“大匠之门”“芝木匠”等印章，就很好地说明他对这一段时间、经历的感恩和不忘。

诚然，当时也有很多自以为是文化人的人，看不起乡下来的齐白石，认为他是农民、是木匠，没有读几句书，虽能画几幅画、写几首诗，但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顶多算是“野狐禅”罢了。

如，当时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就指斥齐白石“不守古法”，属“野狐参禅”，并公开号召自己的学生“不要学齐白石的画”“他的画是骗人的”。

又如，1936年5月25日四川地方媒体《新新新闻》竟刊出了题为《木匠竟成名画家？一只蜜蜂价十元！》的调侃文章。木匠、名画家，一只蜜蜂、十元，是有真才实学值这个价，还是故弄玄虚装雄骗世，读者自可玩味。

更有甚者，1936年6月4日上海《晶报》丢出一枚重磅炸弹，刊登了当时极具声望的金梁一篇杀人诛心文章，其名曰《瓜圃述异·齐白石》:

白石名璜，老木工也，自称受知王湘绮。余阅《湘绮楼日记》有云:“齐璜以诗来见，哼哼调也，一字足千秋矣。”白石自不讳为木工，初至故京，习画刻印，无一人知。陈师曾卖画东瀛，携数幅，故为代定高值，竟得售，名大噪。樊山怜其老而不遇，又为诗张之。于是众震其名，争欲得一纸一石以炫人。齐大有所获，足温饱矣。乃闭门谢客，有求者故不应，自谓世无能识其画者。乃至其诗其文，皆无人能识，举世无一可与谈者，其狂遂至不可一世。余等见其自序诗草“时值炎夏，浃背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又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笔千言，苦心锤炼，学作獭祭鱼”云。真奇文也。又见悼诗绝句云:“对酒高歌之题赠，绿林豪杰又何人?”真奇诗也。如此者甚多，惜不暇详摘，与世人共赏。其画猪诗注云:“现传燕京有一人，常画猪，年久，面上生毛，两眼外不见脸肉，毛愈深密，性愈蠢恶”云云。奇人奇想，余益想见其人。辄忆昔见其小影，貂冠反裘，何高雅乃尔，先生何不自写照耶!然亦有过于自谦者，如焚稿诗云:“识字无多要作诗。”闭门诗注云:“自谓画笔如天师画符。”可以见此老之雅量矣。又尝自画《西城三怪图》，序谓:“同光间，德砚香赵撝叔诸人，为西城八怪，今吾与雪厂、臼厂，亦西城三怪”云云。今余复合吴佩孚、赛金花，称之为燕山三怪，正用此老图意也。或谓樊陈诗画多奖词，而公独出以游戏，何也?余曰:“樊陈仍以木工视之，故多奖勉;余独视若士大夫，不免责备贤者，余之重白石，过樊陈远矣。”

金氏号息侯、小肃、瓜圃老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蒙古副都统等职。工书法，擅篆、籀，著述丰富。此文皮里阳秋，明褒暗贬，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今日读之，犹感有杀人于无形的效果。不知老先生当时是否读了这篇文章，读了又有何感受。老先生性格坚毅，绝不会屈服此种无聊下作的谩骂攻击，其“人笑我我亦笑人”“人骂我我亦骂人”图画就足以说明一切。

不容讳言，曾经的身份和职业，对一个人未来是有影响的，但不一定全是负影响，也可能是正影响，孟子“劳其筋骨”传达的就是这个理。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幼读《滕王阁序》，反复吟诵这一段，既深为冯唐李广鸣不平，亦深感前途命运的难测和不公。后又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句，更为李将军境遇哭泣。甚至认为汉武帝昏庸，徒有一代雄主之称。再后来，随着学识增长，不这样认为了。“广家世世受射。”按理说，出身这样的家庭，李将军军事基础应该特别好，用今日话说，是非常棒的。棒而不能封侯，或许是某方面有所欠缺所致。这种欠缺是什么呢？武帝时，李将军先后四次带兵出征，一次迷路、一次无功、两次失败。尤其是最后一次，《史记》载：“军忘导，或失道，后大将军。”茫茫戈壁，绝无人烟，大战居然不安排向导，自己又没有方向感，是一位一动即关乎国家安危的将军应有素质吗？一个没有方向感、分辨不出方向的将军能战胜敌人吗？能守护好国家吗？由此可见，“李广难封”是很正常的。看同时代的后起之秀卫青、卫大将军，第一次率军出击，就“斩首虏数百”，而与之同时出击的大中大夫公孙敖“亡七千骑”，卫蔚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轻车将军公孙贺“亦无功”。卫青为什么这么厉害，史书没有明言，但在写他幼年生活时却隐隐透露了一点信息。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人至甘泉居室。”

卫青母亲是平阳侯的侍妾，父亲郑季是侯府一小吏，私通生下了卫青。为使卫青能受到好的教育，卫青很小的时候便被母亲送到父亲家。谁知父亲妻子所生的儿女，不仅不把他当兄弟看，反而把他当做奴仆使唤，父亲也不关心，每天要他放羊。牛马生活，卫青实在受不了。一天，便跟着别人走了很远的路，回到了母亲居住的地方--甘泉宫。卫青小小年纪，就能在没有亲人陪伴下回到很远的家里，胆识之壮、方向感之强，令人不敢想象。卫青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方向感？是否与牧羊的经历有关？羊外出觅食，总是奔着水草丰盛的地方去，这是方向感吗。如是，卫青后来能精准料敌接敌、进而打胜仗就不奇怪了。司马迁寥寥数语，虽没有明言什么，却别有洞天，全在读者会意。

如此说来，做奴隶、做牛做马，这个人人都不愿意、都极为反感的事，是不是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好事呢？

同样的道理，老先生五十多年农家的生活、十多年木工经历，是否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总宗师奠定了别人没有的基础呢？

农家生活，使他知道了百鸟万虫、百菜千花的多姿多态，使他知道了底层千千万万百姓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木工经历，使他指、腕更有劲力，且这种劲力不是局部劲、表面劲、寸节力，而是整体劲、穿透劲、浑圆力。这是不是为他后来诗画题材广博丰富、书印古拙雄浑恣肆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呢。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唐代大诗人王维《老将行》诗的立意和结论是不是都错了呢。作为战士，冲锋陷阵，李广的本领够了；作为将军，明辨方位，精准接敌，李广的能力确实差得太多。书读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尚书·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荀子·天论》云：“天道有常。”“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我们农村也说“一兜露水一兜菜”，菜虽柔弱，生命却十分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是可知：人生一切经历都不平凡，都是天理所致，珍惜当下，必有美好未来。

一切努力都不白费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生天地之间，弹指匆匆，便是百年。精彩与否，全靠自己努力。观乎老先生一生，虽生而贫、居而僻，却从不自暴自弃，反而恒心如一，山一程、水一程，逆天改命，终成大器。寻找老先生成长路径，破解隐藏其中的密码，于后来者有大益处。

所需要的学识一直在向高处积累。老先生先后学过粗木作、细木作，20岁时因雇主家一套《芥子园花圃》而激发作画天性，27岁遇良师弃凿拈笔，鲁班门徒华丽转身为顾恺之门徒，乡间从此少了一个雕花的芝木匠，多了一个会画像、会画画的芝师傅。凿而笔，绝不是师傅一笔一笔教、徒弟一笔一笔学这么简单、容易，需要临摹、需要写生，方寸之间，局怎么布、意怎么立、素材怎么选、颜色怎么搭配、款识怎么题，都有讲究，一点一划见功底、见学识、见格局、见法度、见师承。故《自述》中，未入画途前，笔墨多是家里如何穷愁，自己如何外出做手艺养家；入了画途后，老先生虽然还会讲一些养家的艰难，但绝大多数笔墨是自己如何学、如何提升技艺、如何提高涵养之类的了，并因之喜、因之忧。

“沁园师常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手要熟。立意、布局、用笔、设色，式式要有法度，处处要合规矩，才能画成一幅好画。’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叫我仔细观摹。”

“沁园师看了，却面带笑容，点着头说：‘作得还不错！有寄托。’说着，又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馀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甘字韵，也押得很稳。’说得很多诗友都围拢上来，大家看了，都说：‘濒生是有聪明笔路的，别看他根基差，却有性灵。诗有别才，一点儿不错！’”

“别看他根基差，却有性灵。诗有别才，一点儿不错！”这句赞美的话，多好啊。可以想像，刚刚开始学诗作画的壮年白石，当时心里应该是特别特别高兴。后来成为大家，这句话应该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读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燃松火读唐诗。”老先生后来写诗回忆这段美好日子，还是满满的幸福！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我三十四岁。我起初写字，学的是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年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又因诗友们，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先会写字，因之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

“沁园师的本家胡辅臣，介绍我到皋山黎桂坞家去画像。皋山黎家和长塘黎松安家是同族。黎桂坞的弟弟薇荪、铁安，都是会刻印章的，铁安尤其精深，我就向他请教：‘我总刻不好，有什么方法办呢？’铁安笑着说：‘南泉冲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四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很有至理。我于是打定主意，发奋学刻印章，从‘多磨多刻’这句话上着想，去下功夫了。”

从无到有，从不识门到知道门在哪儿，这一步既是巨大的，也是艰难的，但只要起好了这一步，转益多师，坚持走下去，一如老先生强调的“多磨多刻”，想不成功都是不可能的。

“痴思长绳系日。”

“不教一日闲过。”

“浮生无一日不画。”

“一息尚存书要读。”

“三日未作画，笔无狂态。”

“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

“画虫时节始春天，开册重题忽半年。从此添油休早睡，人生消受几灯前。”

“年年行路足如茧，日日书房至卧房。深羡垂杨太潇洒,随风摇曳过邻墙。”

世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妄言，我读遍了天下书、识遍了天下字。学识需要累积，活到老、学到老，不仅是前人智慧的最高总结，更是后人进取最应记住的座右铭。一日不闲；书房卧房；用长绳把太阳系住，不让它下山……这些文字，或见于老先生印章，或见于老先生题跋，或见于老先生诗词，无不说明老先生对艺术的痴迷。除重大事故（如日本侵华）、重要事情（如父母仙逝）不愿动笔无心动笔，或者生病实在动不了笔外，老先生即使到了后来的八、九十岁高龄，也无一日例外。据传，有一年生日，祝寿之人络绎不绝，待送走所有客人，已是夜深。翌日一早，老先生便急匆匆走进画室，画完五幅方进早餐。餐后又接着画，家人劝之，“五幅已画满，怎么还画？”老人答道：“昨日生日，没能作画，今天多画几幅，以补昨日闲过。”正是这种勤奋，老先生学识日高一日，终成横亘时代的高峰，被后人景仰。

所结交的朋友一直在向远方拓展。一滴水，要万里归海，如果不想在途中消失，与别的水结伴而行，就是最佳的选择。否则这滴水再不一般、再有能耐、再具神通，也到不了海。人亦如此，要成就人生，要门户生辉，朋友不能少。朋友越多，不一定成就越大；但成就越大，则朋友一定越多。孤家寡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小范围内吹一吹、笑一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可以；但以之干事业、以之图发展，则不可以。老先生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执牛耳者，除天赋和努力外，朋友的鼓励、支持、甚至庇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889年老先生拜胡沁园、陈少藩为师，湘潭范围内文人朋友圈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圈子，有会诗的，有能印的、有善画者，谭荔生、文少可、王仲言、罗真吾、罗醒吾、陈茯根、谭子荃、胡立三、黎松安、黎雨民、黎承礼、黎承福、萧芗陔等等，皆是一方通家。当然萧芗陔、文少可两位老师是认识沁园师之前认识的，也正是这两位老师传了真传，年轻的“芝木匠”才会把画画到乡野人认为像真的一样的程度。也正因为像真的，才会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到了“寿三爷”沁园师耳朵里，也才有了“廿七年华始有师”的佳话和正式迈入文人圈的木匠齐白石。

“我在三十五岁以前，足迹只限于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连湘潭县城都没去过。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由朋友介绍，到县城里去给人家画像。后来请我画像的人渐多，我就常常地进城去了。”

众口可以铄金，三人亦可以言虎。人传人，越传越神。仅仅几年时间，“芝画师”像画得好，就传遍了整个湘潭，乡里的“芝师傅”也有了进城的机会。一个乡、一个城，进城，意味着人的身份开始有了转换，进入了新的社会阶层。

1899年老先生拜王闿运为师，与以王闿运为中心的全国文人圈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王闿运何许人也？鸿儒、文宗、诗坛盟主、纵横家、大史家、大教育家，曾为咸丰朝首辅大臣肃顺西席，亦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将帅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情。九州万里，官也好、民也罢，没有不知其姓名者。现在王的名声确实没有白石老先生大，可在当时却是如雷响亮，门生故旧遍天下。能入其门下，是当时天下士子的骄傲。即算是解放后，郭沫若先生还跟人说，他是湘绮先生三传弟子。后来郭人漳武备、夏寿田榜眼待“齐先生”特别好，与这层关系是分不开的，虽然齐与郭、夏认识在入王门之前。夏寿田是王门高足，郭人漳父亲郭松林，是王氏得意门生杨度的姑丈，二人竭心尽力，真正的原因就在此处。同门曰朋，同道曰友，一门之内，焉有不扶持之理。正是这层关系，“齐先生”得以能“五出五归”技艺大进，而技艺大进又为后来“齐先生”立足京城存储了足够资本。

“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需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鞋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只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辅以颖敏之天资，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

郭人漳这封信完整地放在《自述》中，非至交会如此期盼、叮咛乎。能入王氏之门，当日之白石有幸矣。虽然师生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王氏也没有教学生多少知识，但其声望确为学生后来的发展撑起了一把无形巨伞，足以遮风挡雨。故老师虽恶评了学生的诗，但学生却一直感恩着老师，至死方休。

1916年，王闿运离世后，其声望仍加持着自己的学生。如1921年，农历三月初二，白石老先生收到吴老缶代写的润格，其文如下：

“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文略）庚申岁暮，吴昌硕，年七十七。”

一句“湘绮高弟子”，足以唬住置喙者、攻击者。

1917年，老先生订交学人画家陈师曾，京津文人圈就有了转圜的空间。陈师曾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袖，其父是大诗人散原先生，其师是当时全国画坛极具盛名的海派大画家吴昌硕吴老缶。有这样的英才站台，即算再没有背景，发展也顺利了很多。陈的鼎力相助、不但使老先生在1922年日本东京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上一炮走红，更有了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的十年“衰年变法”。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说：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办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1919年，老先生第三次来北京，与前两次不同，此次是定住。定住与做客是两回事，做客是短期，与人相识、相交，或一个照面，或泛泛而谈，你好我好大家好。如1917年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自述》中老先生的回忆是愉快的。

“我这次到京，除了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文渊）、广东顺德罗瘿公（悼曧）、敷庵（惇）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吉麟）、江西丰城王梦白（云）、四川三台萧龙友（方骏）、浙江绍兴陈半丁（年）、贵州息烽姚茫父（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罗氏兄弟是诗人兼书法家，萧为名医，也是诗人。尊公（本文笔录者张次溪的父亲，下同）沧海先生，跟我同是受业于湘绮师的，神交已久，在易实甫家晤见，真是如逢故人，欢若平生（次溪按：先君篁溪公，讳伯桢，尝刊《沧海丛书》，别署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后来拜我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飏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

定住就不一样了，必须要有真本事，别人才会尊重。当然，老先生是有真本事的，但这种真本事，当时的北京画坛并不认可。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吾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一句“生涯落寞得很”，道出了老先生的心酸与无奈。“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千年前，大诗人白居易碰到的事，老先生碰到了并不新奇。况且白居易是以仕途进京，老先生是以民间画师进京，在封建观念尚未完全去除的民国初年，“仕”仍是上层的象征，“民”仍是底层的符号，故即使有陈师曾这样的大佬背书，也难以彻底扭转乾坤。老先生除了逆来顺受，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虽也虚与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得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份…… 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之短长，显得气度不广。当时我作的《题棕树》诗，有两句说：‘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而已。”

“毁誉听之”，虽可显受者襟怀的洒脱，更可见世道的险恶。据后人考证，上文中的“名士”，是当时京城里书画大家姚茫父，与陈师曾齐名，有“陈画姚题”之美誉。其人好结交、性格温煦，颇受时人看重。他的观点，或许不能代表当时京城画界对老先生的主流观点，但至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如，京城画界名家余绍宋在老先生作品送往日本参加展览之时，就曾说：“看各家送往日本求售之画，最佳者为师曾、萧谦中，最恶劣者为林纾、齐璜（齐白石），而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又如，画界领袖周肇祥也在其《东游日记》中写道：“其过于追求新者，乃至丧失其故美，真可浩叹！余仍以能从旧法而得新趣者为佳。”“过于追求新者”，指的就是他眼中的齐白石。

然广汲民间养分、广饱山川秀色、广采古人所长、广析时贤所尚的白石老先生，其所储存的能量，一经喷发，便有排山倒海、遮天蔽日之势，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了。连晚年的昌硕老也只能慨叹：“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学然后知不足、学然后进，学然后自成风格，对于皮毛一说，老先生也只能自嘲和笑笑了。

“‘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

“皮毛袭取即功夫，习气文人未易除。不用人间偷窃法，大江南北只今无。”（《梦大涤子》）

“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题芭蕉书屋图》）

当然，皮毛之说，古人早已有之，如老先生生前一而再、再而三提及的明末清初大画家石涛石大涤子，就曾在《赠刘石头山水册》画上题诗里两次用了“皮毛”，以示谦虚，其诗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

虽然后来有画界大佬林（风眠）徐（悲鸿）三顾请老先生艺专任教、戏界名流梅兰芳拜师学艺佳话，尤其是徐的三请传得绘声绘色，《杖藜扶梦访徐熙》画及诗更是广为传唱，但那已是老先生名声日隆、举世皆知的时候了。

新中国成立后，老先生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关爱的对象与精心树立的典范，获得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画人从未有过的至高至尊地位。连自视极高的著名民主人士、“上天入地”大诗人柳亚子都对老先生礼敬有加，初次拜访就写了“缶庐不作芒夫逝，鲁殿灵光白石翁”的诗句，更在诗中表示“抠衣长愿坐春风”，可见老先生当时声望之隆到了何种程度。“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对联、《鹰》的立轴及《和平》《祖国颂》系列图更成为了一个时代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的美丽音符和动人画卷。

所定位的风格一直在向前推进。老先生或许天生就是读书、画画的料，自4岁开始跟祖父齐万秉识字，7岁在外祖父周雨若处发蒙，20岁临《芥子园花圃》，一生就没有停止过对学诗学画的追求。至1889年27岁得沁园师指点为一变，此之前，是一任自然、天性使然阶段，此阶段老先生从没有想过画画能赚钱、能养家。《自述》中有这么一段话，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态和认识。

“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并介绍我见了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这位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叫少蕃，是上田冲的人，学问很好，湘潭的名士。吃饭的时候，寿三爷又问我：‘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我说：‘父母倒也愿意叫我听三相公的话，就是穷……’话还没说完，寿三爷拦住了我，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就卖画养家！你的画，可以卖出钱来，别担忧！’我说：‘只怕我岁数大了，来不及。’寿三爷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陈老夫子也接着说：‘你如果愿意读书，我不收你的学俸钱。’同席的人都说：‘读书拜陈老夫子，学画拜寿三爷，拜了这两位老师，还怕不能成名！’我说：‘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我是感激不尽。’寿三爷说：‘别三相公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当下就决定了。吃过了午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有了老师前面带路，进步自然比自己一味无厘头地摸索快得多，不但快得多，而且准得多、稳得多。

“我跟陈少蕃老师读书的同时，又跟胡沁园老师学画，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又介绍了一位谭荔生，叫我跟他学画山水。这位谭先生，单名一个“溥”字，别号瓮塘居士，是他的朋友。”

“从那天起，我就读《唐诗三百首》了……《唐诗三百首》读完之后，接着读了《孟子》。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唐宋八家的古文。”

检验这一阶段成色，是十二幅中堂居然得到了三百二十两银子酬劳。这件事也完整地记录在《自述》中。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三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因为这一次画，我得了这样的高价，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了起来，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

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仍感如在目前，可见老先生当时喜悦到了何种程度。

第二变是1902年游历西安始，至1909年广州回归止，历陕、豫、京、冀、鄂、赣、沪、苏及两广等地，饱览祖国名山大川、探幽各地风情民俗、广结文坛名流大佬、遍临古代碑帖字画。老先生的眼界、胸襟、学识大为开阔。期间：

认识的名流有樊樊山（增祥）、徐崇立（兼民）、张翊六（贡吾）、曾熙（农髯）、李瑞荃（筠庵）等人。

入眼的佳山水有洞庭之阔、华山之险、嵩山之峻、桂林之独秀、钦州之荔枝、越南芒街之芭蕉……

见临的真迹有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的画，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和《爨龙颜碑》等。

画成的名作有《洞庭看日图》《灞桥风雪图》《华山图》《嵩山图》《陶然亭饯春图》《独秀山图》《绿天过客图》《小姑山图》《芭蕉书屋图》等。

当然也有很多诗作。

“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与友人说往事》

“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为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思食荔枝》

“长安城外柳丝丝，雁塔曾经春社时。无意姓名题上塔，至今人不识阿芝。”《游大雁塔》

尤以以上三首最为知名，山川之游、身世之感、风物之异、他乡之情，一咏三叹，深得诗言情之真谛。

第三变是1917年第二次到北京起，至1929年“衰年变法”成功止。弃冷逸之面貌，创“红花墨叶”大写意一派，用洋红点花，用浓墨作叶，自此生面别开，风光一时无两，但此段也是老先生人生中最最艰难的一段。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

好一个“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从1919年的《白石诗草》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孤注一掷泪中带血的悲壮，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绝，是宗开一脉风开一代的自信。试想一下，一个五十五岁的老人，要彻底放弃昨日已有小成之我，去锻造不知会否成功的明日之我，需要多大勇气和决心。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断定，老先生绝非凡人！“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志把精神苦抛掷，功夫深处心自明。”（《衰年变法自题》）天不负苦心人，最终，老先生成功了，不但成功了，而且成大功了。由此，我想到了唐无名氏《鹤鸣九皋》诗，“胎化呈仙质，长鸣在九皋。排空散清唳，映日委霜毛。万里思寥廓，千山望郁陶。香凝光不见，风积韵弥高。凤侣攀何及，鸡群思忽劳。升天如有应，飞舞出蓬蒿。”好一个“飞舞出蓬蒿”！从此，不是老先生有没有可能出蓬蒿、何时出蓬蒿以及出了蓬蒿能否一展风采之类的问题了，而是中国画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其特有的形式走来了。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煞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1922年，老先生的画走红日本，进而走红世界。随着画的走红，老先生也跟着走红了，且不是一般的红，是大红大紫的红。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广东搞出来的北伐军事，大获胜利，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为教授。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飏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一样，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

一个农人、一个木工，以自己独有的经历、卓绝的才华走进了大学讲台当上了教授，即算放在今日也是美谈，何况在当时那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呢。

再往后，老先生的艺术就进入了万物皆可入画、万人皆可点题、落笔即能成趣、数笔即能成画、画出万人皆颂的似与不似、无我无法、一任自然的化境了。

一切成功都不偶然

白石老先生能够成为一代巨匠，别开画坛生面，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偶然的，道道多得很。如：老先生如果没有遇到人生第一恩师胡沁园，就可能以一木工终老家乡了；如果没有跻身王门，乡野画匠与文人画师之间那道厚厚的墙就可能永远无法打通；如果没有陈师曾鬼使神差地找上门，就可能没有“画吾自画”海国都知的老画师了；如果没有乡间的兵灾匪患，就可能没有坚忍独行“饿死勿怜”快心者了；如果没有活到耋耄之年，就可能没有世人皆知的“文化老人”“和平老人”了……说必然的，理由也很充分。他有冠绝寰宇的才华，诗书画印皆精；他有藐视一切的意志，笑骂皆不存乎于心；他有光耀史册的作品，谢世六十多年仍无超越者；他有足可比肩前人的风格，至今仍有万千兆亿追随者……公理婆理，是否都有道理。我以为，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说有道理，那些如果，有一项成真了，也许就真没有我们现在心目中由底层而终达云霄的老先生了。诚然，老先生永不言弃、勇猛精进的高贵品质也确实成就了他不朽的人生。一如宋代大文人苏轼《晁错论》所说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由是我又想到了宋神宗朝宰相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容易、艰辛，矛盾的对立统一，富有哲理。寻常、最奇崛，为什么要加一个“最”字？寻常、奇崛，不好吗，是不是“超世之才”与“坚忍不拔之志”两项都做到了，就称得上这个“最”字？不见得。与老先生同世，且均得大名的吴昌硕、黄宾虹，为何在近代书画史没有老先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么高的地位呢？大老先生十岁的吴老缶当时可是海派的旗手，全国的画人都以能与之搭上线为荣。“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为获得他的青睐和站台，老先生竟然出具了极为谦逊的投名状。至于小老先生一两岁的黄宾虹，更是著名翻译家、美术评论家傅雷眼中的不二之人。傅雷在1961年7月31日致留法挚友刘抗刘太格长信中，对近代有名画家几乎作了一个全盘点评，言辞之犀利、眼光之深邃、品评之独到，令人倾倒。试列其对吴、齐、黄、张、徐、刘之评价如下：

“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白石尚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

“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尤其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同、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

“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黄宾虹的写实本领，不用说国画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他的概括与综合的能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拙与素雅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

“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是自欺欺人，如大师（刘海粟）即是。还有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例如徐××（徐悲鸿）。最可笑的,此辈不论国内国外,都有市场,欺世盗名红极一时,但亦只能欺文化艺术水平不高之群众而已,数十年后,至多半世纪后,必有定论。除非群众眼光提高不了。”

“足下所习见者想系大千辈所剽窃之一二种面目，其实此公宋元功力极深，不从古典中泡过来的人空言创新，徒见其不知天高地厚而已。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尖儿的第一流高手。他自己创作时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来迷人唬人。”

我们是读《傅雷家书》长大的。其舐犊之情、教子之法，在我们幼时的心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其“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判断，却被历史证明不十分正确。以今日形势观之，白石老先生之名，远胜同代诸子多矣。为什么像傅雷这样的大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是因为判断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及对后世的影响，需放在时代潮流中去看，而不是以某个特定的标准去机械衡量。《道德经》有句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孟子在《公孙丑下》也郑重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有，则万物可生！大业可成！声名可远！应之于老先生身上，这三者还真全占了。

说天时，老先生在世的九十多年，正是世界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此时，我神州由极盛而极衰，国有消亡之患、种有灭绝之虞！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仁人志士，无不日夜思之。唤醒工农，万众齐心，或是最好途径。如何唤醒民众，讲民众听得懂的话。故先有报纸之饮冰体，文白夹杂，半文半白，又文又白；后有胡适之的白话文，一如口出，不假修饰，人人愿意听，人人听得懂。白话文一出，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寒窗苦读方可得其皮毛的古文，马上淹没到历史的大潮中去了。虽然也偶有几声逆流的响动，但终究成不了气候。从此不读书或者读书少的人稍微努点力、稍微下点功夫就有可能进入文化人阶层，老先生就是在这种境遇下进入文人圈的。观《自述》一书，老人对自己的文化底子认识还是非常清醒的，也一直在努力提升着自己的文化水平。

“（1890年--1894年）这五年，我仍靠卖画为生，来往于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在我刚开始画像的时候，家景还是不很宽裕，常常因为灯盏缺油，一家子摸黑上床。有位朋友黎丹，号叫雨民，是沁园师的外甥，到我家来看我，留他住下，夜无油灯，烧了松枝，和他谈诗。另一位朋友王训，也是沁园师的外甥，号叫仲言，他的家里有一部白香山《长庆集》，我借了来，白天没有闲暇，只有晚上回了家，才能阅读，也因家里没有灯油，烧了松柴，借着柴火的光亮，对付着把它读完。”

“（1904年）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召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首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作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只名为‘借山馆’了。”

老先生不但在《自述》中责己至切，而且在《癸卯日记》中还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没有坚持学习，梦中痛哭流涕。

“（1903年农历四月）廿三日，昨夜梦中痛泣，自出借山吟馆不曾看书。余尝谓人曰：‘余可识三百字，以二百字作诗，有一百字可识而不可解。’今夜算来大约只可识一百五十字矣。倘明年不欲归去，比一字都不识者不如。不识字者言语有味，天性自然。而余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不识字做官可矣，纯是空腔。或欲自娱，或欲医俗，非识字所不能也。日出为鸦惊醒，泣尚未收。”

老先生很单纯，从不隐瞒自己文化底子薄的事实。也正是这种薄底子，老先生中古文的流毒反而不是很深，写起文章、作起诗来反而能清新自然，更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审美情趣。对此，《齐白石年谱》三作者之一的胡适之在序言和一些按语中有十分中肯的分析。

如序言：

“我读了这些材料，很喜欢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我觉得他记叙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的妻子的文字（那时我还没有看见他的《祭次男子仁文》）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叙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样的感人力量。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他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试举几个例子。白石写他的《母亲周太君身世》中有这一段：

田家供灶，常烧稻草，草中有未尽之谷粒，太君爱惜，以捣衣槌槌之，一日可得谷约一合。聚少成多，能换棉花。家园有麻。太君春纺夏绩，不歇机声。织成之布，先奉翁姑，余则夫妇自著……

又有这一段：

太君年三十后翁弃世……从此家境奇穷。〔太君〕恨不见纯芝兄弟一日长成，身长七尺，立能反哺……

前一段记槌谷粒，古文家也许写得到。后段‘恨不见纯芝兄弟一日长成身长七尺’，古文家绝不敢这样写。白石的传记文字里，这样大胆的真实描写最多。如他说：

吾居星塘老屋，灶内生蛙，始事于画。

‘灶内生蛙’四个字岂是古文骈文家想得到的！又如他记民国七年在紫荆山下避兵乱的痛苦：

时值炎热，赤肤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如是一年，骨与枯柴同瘦，所有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惊怖四顾，目睛莹然而能动也。

又如他记民国八年他避兵乱北游时的心绪：

临行时之愁苦，家人外，为予垂泪者尚有春雨梨花。过黄河时乃幻想曰：‘安得手有赢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过此桥耶！’”

如按语：

“适按：王闿运说白石的诗‘似薛蟠体’，这句话颇近于刻薄，但白石终身敬礼湘绮老人，到老不衰。白石虽然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

胡适之为白石张目，除确实喜欢白石近乎底层人口语的文字风格外，又何尝不是宣扬自己倡导白话文的初衷呢。文风近于百姓，百姓自然拥之戴之。近代画坛诸子，自以为自文人来，更有书卷气，殊不知与百姓的距离更远，失去百姓这个最为深厚、最富营养的根基，能传之久远乎。缘木求鱼，指的正是此类。解放后，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体制是以人民为主的体制，以人民语言为语言，以人民喜好为喜好，则更是时代潮流了。其实，为老先生张目的名流不只胡适之一人，之前樊樊山大诗人也曾盛赞过老先生。其在《借山吟馆诗草·序》中言：“凡此等诗，看似寻常，皆从刿心肝而出，意中有意，味外有味。断非冠进贤冠，骑金络马，食中书省新煮䭃头者所能知，惟当与苦行头陀在长明灯下读，与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读，与南宋、前明诸遗老在西湖灵隐昭庆诸寺中相与寻摘而品定之，斯为雅称耳。”这段文字，确实评价极高，但重点仍在“看似寻常”四字上，只有寻常，百姓才读得懂，才能意得中“意中意”、味得出“味外味”。老先生得天时，理在此也。

说地利。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在哪可能不好说，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哪则是自然的，一定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元以前，中国的都城一般在关中，“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故西安、洛阳是士大夫向往之圣地。元、明、清，王气移至燕山山脉，“永夜驼铃传塞上，极天树影递关东”“迢迢关塞微茫外，簇簇山河锦绣中”，故北京成了文人骚客吟咏留连之佳所。至清朝衰落，民国兴起，由于战乱频仍，都城或北京、或南京、或重庆，飘忽不定，故有了近代海派的崛起。欧风美雨的浸淫、商业气息的广布、贩夫走卒的喧嚣、平民阶层的聚集，清新、外向、多元、世俗成为一时最劲之潮流。近代画坛吴昌硕能执牛耳于此时，得此势也。然王业不偏安，新中国成立，迅即定都北京，百川归海，万方来朝，政令由此出，气象亦由此广布全国。老先生1919年定居北京之前，先后有两次北京之行，是否熟谙此中玄妙，不得而知，但樊樊山、夏午诒两位挚友的劝说，应在其心中泛有不可忘却的涟漪。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二三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二三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自述》）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税捐，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苟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自述》）

“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京城钱多，自是不争的事实；京城人脉广、京城能人多、京城居中枢之位置，更是不争的事实。“曾见前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对于京城生涯，虽然有苦楚有心酸，但总体上老先生还是十分满意的，写给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诗就表明了这一点。后半辈子近四十年，除一两次外出办展、省亲，老先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城。此得地利之谓也。

说人和。老先生蔚为壮观的朋友圈，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言。这里还要说两点。一是替民族发声。我国是大国、古国，五千年文明一路奔腾而来，从没有断过流。原因在哪里？在于民众人人讲气节、守大义。时穷节见，每当国破家亡之时，我中华民族，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皆愿一赴国难，虽千刀万刃加身亦不能动其心魄。二十世纪我国最大的国难，无疑是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日本已进入工业社会，而我国还是农业社会，在上层及文人圈里，“打不赢”的悲观气氛非常浓烈，如何面对，考验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与国家同生死、与民族共存亡？抑或是打着小九九、随波逐流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老先生毫不犹豫选择前者，誓不与汉奸、日本人来往。其做法也简单直接，《自述》中记载就三点。

门墙贴告示：

“主人不在家。”

“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

“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断难报答也。”

“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

“停止卖画。”

诗画表心志：

“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题胡冷庵山水卷》）

“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题门人李苦禅鸬鹚图》）

“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它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题群鼠图》）

“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题画螃蟹》）

山河破碎，稍有良知者，谁不哭泣。以至凶之鸬鹚比汉奸，鸬鹚尚不忍食同类，汉奸却残害同胞，真禽兽不如也。以至贪之老鼠、至横之螃蟹喻日本，讽其已日暮途穷，失败必将不远矣。如此直白，老先生不畏死乎？

“有人劝我明哲保身，不必这样露骨地讽刺。我想：残年遭乱，死何足惜，拼着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拼着一条老命”，老先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1945年，抗战胜利，当老先生从收音机中听到受降喜讯时，彻夜难眠，奋笔写下了极具家国情怀、极富人生哲理的七言律诗。

“蓬门长闭院生苔，多谢诸君慰老怀。高士虑危宜学佛，将官识字本多才。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喜樽前鼓似雷。莫道年高无好处，眼前又见太平来。”

洁身防收买：

“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

敌伪见明的不行，便来暗的。

“6月7日，忽然接到艺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叫我去领配给煤。艺专本已升格为学院，沦陷后又降为专科学校。那时各学校的大权，都操在日籍顾问之手，各学校里，又都聘有日文教员，也是很有权威，人多侧目而视。我脱离艺校，已有七年，为什么凭空给我这份配给煤呢？其中必有原因，我立即把通知条退了回去，并附了一封信道：‘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误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煤在当时，固然不易买到，我齐白石又岂是没有骨头、爱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真是错看了人哪！”

谁知暗的老先生也坚决拒绝，不给丝毫妥协空间。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故文天祥千载流芳，从未离开神州大地，与爱国主义第一人屈原一样，在国人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节不亏，人天共敬！老先生能享大名，与此亦有莫大关系。

1945年1月9日，齐白石画展在重庆举办，著名画家徐悲鸿、著名书家沈尹默共同在重庆《和平日报》发表启事：

“白石先生以嵚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今年八十五岁矣。丹青岁寿，同其永年。北平陷敌八载，未尝作一画、治一印，力拒敌伪教授之聘，高风亮节，诚足为儒林生光。胜利以还，画兴勃发，近以杰作数十帧送渝展出，邦人君子景慕先生绝诣，得此机缘，以资观赏，信乎所谓眼福不浅者，谨为缀言以介。”

“高风亮节，诚足为儒林生光。”激越之声、铿锵之韵，七十九年后的今天还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回响！是人当爱惜名节，否则无论才华有多高、成就有多大，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绝不是什么说教，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就是很好的例子。论才，钱氏不在东坡之下，可惜临流不死、身侍二主，千百年后“今夜水冷”犹天下笑柄也。

二是为万众作画。何谓为万众作画？画的内容是万众熟悉的、万众喜欢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写。人熟虾子，就画虾子；人熟萝卜，就画萝卜；人熟风筝，就画风筝；人熟农村，就画村居……人喜“大福”，就画蝙蝠；人喜“大利”，就画荔枝；人喜“富贵”，就画牡丹；人喜“清白”，就画白菜……有人统计，除传统文人画题材外，凡老先生一生目力所及的几乎都入了画中。老先生目力看得到的，老百姓当然也看得到。且老先生作画，从不追求怪异，一定要让百姓看得懂，一定要让受众感受得到画中的艺术魅力。

“倒藤垂叶意绵绵，老去心思费转旋。作怪作奇非不可，不如依样老余年。”（《题画葫芦瓜》）

“涂黄抹绿再三看，岁岁寻常汗满颜。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此生难。”（《题画葫芦》）

“余日来所画，皆少时亲手所为，亲目所见之物。自笑大翻陈案。白石山翁并记。”

“此虫与此叶，余曾俱写其照，有欲笑余者只可谓未工，不可谓未似也。志萍。”

“不独老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又题：“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题画白菜》）

“余尝见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之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或缘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髭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既不善鸣又不能斗，头面可憎。有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门，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画蟋蟀记》）

不作怪，守规矩也；写照，求真似也；细察，见精神也。从似，到不似；从形似，到神似；从大俗，到大雅……既得益于深刻的生活体验，亦得益于孜孜不已的艺术追求，更得益于对任何一个受众高度负责的艺术品德。不以作怪作奇自夸，不以糊弄忽悠为能，此古今干大事也者得人和之真谛，非画坛之独要也。大众是世界上最磅礴的力量，成功，要靠他；失败，也是因为他。现在仍有不少书画工作者，动辄曰我的作品是艺术，现在人不识没关系，一百年后自会有人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须知，艺术高于生活，但终究来源于生活。很多人说，白石老先生是画界“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古往今来第一人；我要说，老先生更是画界“为万众画画、为百年留记”古往今来第一人。

或许有人会问，未来会有超过老先生的人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毋容置疑，一定会有！若真要超过老先生，则必须出老先生未有之境界，如观察生活更仔细、更深刻，画老先生未来得及画的人间万物、人生百态；如紧跟时代更拓展、更延伸，描老先生未知而今人已知些的微茫世界、浩瀚星空……这既是老先生生前一直追求的、探索的，也是老先生留给后人最珍贵、最有用的财富。

行笔至此，聊以七律一首作结吧。

南来衡岳伴清湘，记否奇才少不彰。

堪比同侪吴老缶，可怜异代释阿长。

家山去后人何在，海国巡时史有光。

太息百年前旧事，至今邑里说齐璜。